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

时间:2019-09-20 作者:admin 热度:
管了四个迹象的证据。每一个人的处世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围的朋友来评论。于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这段关键时期与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张名单上面。在牛津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这两个人都是左翼分子。当我检查科伯恩的档案时,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保存着这份档案,并且从来没有按照情报机构的习惯要求,在这份档案上填写他与科伯恩的友谊关系,我怀疑他有某种要掩盖这种友谊关系的原因。科伯恩与共产国际有着广泛的接触。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兴趣。 
  我向他解释说,我早就在理论上提出过设想,即俄国人可能是通过截听和分析我们的监视系统的通讯来获得情报的。 
  我向他们解释了报告中的问题,并向他们汇报了尚未解决的疑点,尽量避免主观推测。但米切尔却不同意我的论点。他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苏联人的活动和想法的?怎样能够肯定内部有人泄密?他认为那次银行行动可能只是巧合。他说,苏联人虽然有可能在窃听监视队的无线电,但却不会知道我们对朗斯代尔的跟踪。 
  我向通讯总部借了一台哈格林密码机作为样品,把它装在我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带回伦敦。我和贾格尔到摄政王公园内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把机器架起来进行试验,看看我的理论是否与实际相吻合。哈格林密码机是一个键盘系统,载有密码电文的带子从一侧出来。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有七个转动轮,只要接通交流电,在键盘上任意打出的字符就会自动出来。使馆里的密码员每天早上在传发电讯之前要重排七个轮子上的字。如果我们能用话筒窃听到重新调整密码机时的声音,我敢肯定,通讯总部就可以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所谓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亚历山大和德纳姆向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能弄到密码机的三套或四套排字,他们就可以破译密码。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划以及他所发现的新线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涌入西方——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的情报虽然不那么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我约见了过去在海军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讯总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我向他解释说,我觉得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考虑。巴特勒为我做了安排,我们绕过比尔·柯林斯,直接见到了通讯总部高级的密码分析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我再也没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是七十年代初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工会首领。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情报局截听并储存了大量战时通讯,其中有大战初期苏联格鲁乌与伦敦之间的来往电文。通讯总部说服了瑞典人放弃中立,把这些材料送给英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瑞典有一份代号为“搭扣”的材料,于是我们把阿瑟调回D 处一科。阿瑟是军情五处里有“维诺纳”直接经验的官员之一,他曾在调查富克斯和麦克莱恩案件时参与过“维诺纳”工作。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亚。然后我立即去警察特别处研究了马根对档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组织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组织了无数次行动默契的恐怖主义罢工和聚众闹事。他肯定经常与各地的部下保持联络,我们估计“约卡”不会通过电话或者邮电系统进行联络,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研究了档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通讯全靠信使,而且这些信使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主要的来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设置了许多目测站和截听站。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利马索尔是游击队通讯网络的中枢。我们在离利马索尔几英里远的叶拉萨村和波洛底亚村也设置了观察哨,我们相信格里瓦斯的总部就在这些村子里。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长后,在D 处任命了一个新的处长叫马丁·弗尼瓦尔·琼斯。他受过律师训练,在战争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表面上,他给人一种正统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机,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具有井井有条的逻辑头脑,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有着坚定的决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 处一科的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一九五三年,狄克·怀特继西利托当上局长后,任命霍利斯为他的副手。从表面看来,这是一项无可非议的任命,狄克动脑筋,订计划,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实际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担任副局长的这段时期里,从未让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没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辈子甘当怀特的下手和密友。这个极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闻已为众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书长期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怀特突然被调到军情六处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局长办公室,那股过分的热情使霍利斯望尘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终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当上局长,便会以严厉地行使权势来遮盖这些局限性,其结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们失去对他上台初期时所抱的一点好感。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焦虑。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国去作详细的汇报。起初他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决定去俄国。可他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骑警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讯,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与加拿大之间的电讯上又出现了吉迪恩使用过的密码,这说明有一个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员到达了加拿大。这个案子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一无所获告终。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个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但却无法摸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调查工作也进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贝内特认为,吉迪恩已被俄国人控制,并故意让案情继续发展以便欺骗骑警队。 
  一天下午,A 处二科接到从军情六处打来的电话,请求给予协助。军情六处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队显然弄错了藏有他们目标的公寓的层数。他们把上一层的房门撬开了,并开始审问住在里面的那个男子。那男子自然说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队认为他的申辩是预谋的一部分。于是,这帮充满热情的新手对照军情六处教科书上“劝说”一栏的教条,如法炮制。“劝说”完毕之后,这个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来他是一个珠宝窃贼,前不久刚盗了些钻石。显然,他认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会派来对他实行报复的。他把手头藏着的一些小东西都交了出来。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一天下午,正当大家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在内阁办公大楼维克托办公室里看见特德·希思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一天早晨,大约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选的前两周,霍利斯的秘书给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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