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

时间:2019-09-20 作者:admin 热度:
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情报部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进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在通讯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发给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克罗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 不知说什么好。 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 
  在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成果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我无法向军情五处提出咨询意见的领域,除非卡明和温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温特博恩常常问我是否对电话窃听方面有什么设想。我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算是最头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变成泡影。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间,我把这个报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乡,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驾船游玩的情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平原,晴空万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景色使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但无论我怎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对朗斯代尔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来呢?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 
  在我同布伦特见面后一年,一个明显的模式出现了。我以开玩笑的方式从他那里掏出了一些东西——大多数是他从伯吉斯那里搜集来的枕边谈话。他声称《泰晤士报》有一个撰稿人曾经被他们拉拢过。我跟踪了这位撰稿人,他证实伯吉斯企图招募他,但被拒绝了。他害怕被抓的后果。布伦特证实的另一个联系人是国防部的职员,叫汤姆·怀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伦特说怀利过去常常让伯吉斯看他手头经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虽然布伦特迫于压力只得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情况,可他交待出来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早就退休了,要么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险并不再有机会接触机密了。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加入军情五处时,科学研究的主要讲坛是科尔莫尔委员会。军情六处每年都要从秘密世界以外邀请十几位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在卡尔顿阶梯大厦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开一次会。军情六处请这些人吃一顿非常考究的午餐作为回报,希望这些显赫的人物能作为秘密部门的非正式的科学顾问,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出出主意并建立联系。我第一次参加科尔莫尔委员会的会议时,立即就发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上午的讨论会很松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优质的红葡萄酒以后,委员会里几乎就没有人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心思了。一天的劳累过去了,彼得·狄克逊领着大家到城里又来一顿夜宵。到夜深时,又让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总会俱乐部去。如果说得文明一些,那么在这里表演的节目可被称为“黄色歌舞”。我永远也忘不掉狄克·怀特那张难看的脸,他向桌子周围那些喝得脸红筋胀的雅士们强装着笑颜。他和我一样,感到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深刻的科学问题的。 
  在西方情报界,战略欺骗已不是什么时髦的概念了。这是因为这种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个概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强大的历史过程。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通过格鲁乌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搞的“信任”行动对克格勃的工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行动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政权受到了数百万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现代俄国情报机构传奇般的创建人捷尔任斯基策划在俄国国内创立一个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虚假组织。这个被称为“信任”的组织吸引了在国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报机构尤其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支持。事实上,“信任”组织是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牢牢控制住的,他们能够使大部分白俄移民采取中立态度,并且使敌对情报活动也有所收敛,甚至还绑架和处决了库蒂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这两位白俄最高领导人。“信任”组织还劝说英国政府不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内部力量会对当时的政权展开攻势的。 
  在选择目标时,我们认为法国密码较之其它国家的密码来说,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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